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
入关很顺利，问的问题没超过朱peter讲的范围，所以杨红也没觉得交流有困难。出国这种事，一旦语言没问题，感觉就慢慢良好起来了。
杨红小心翼翼地把护照等文件收好，又随着大家站进另一个队伍，听说这里是美国农业部检查违禁农副产品什么的。听朱peter讲，过这一关就有点靠运气了。大多数人什么事都没有，箱子都不用打开，问两句就过去了。但也有运气不好的，带了形状特殊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老美没见过，一惊一咋，没收再说。
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是草木皆兵，觉得男女老少都象是宾拉登派来的人肉炸弹，颇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蛮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有些甚至是做parttime的，朱peter说他就遇到过一个，是哪间中学的物理教师，平日里教他的物理，周末就来海关把守国门，看见他带的香菇，象牛顿看见坠落的苹果一样研究了半天。
杨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箱子里放的那些佐料啊、调味品什么的，算不算形状怪异。朱peter在班上讲过，说你一出国，就会发现，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你的一个中国胃。你的胃呀，那真叫爱国，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吃中国东西让它受用。朱peter说很多人刚到美国时，都是穷得吃不起青菜，只能吃鸡腿。吃多了，一听到“鸡腿”两个字就犯恶心。在国外什么都不怀念，就是怀念中国的早点。顺着那个长街，一溜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一天吃一样，可以吃一个月不重复。想中国的早点想成了疯，想起那些小吃摊上飞来飞去的苍蝇，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如果早点不好吃，哪来的苍蝇？所以美国的早点可以说是糟到了连苍蝇都不喜欢的地步！
但朱peter的另一句话却引起了杨红的反感。他说他在美国每天早上牛奶面包地吃了一年，对移情别恋都能理解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吃久了，就吃厌了。
杨红记得自己反驳他说，你天天吃米饭没吃厌呢。
朱peter强词夺理地说：“那不同，吃米饭是为了饱肚子，没菜也吃不下去的。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菜上面的。天天吃米饭，不是吃味道，而是吃习惯，饿了拿来饱肚子而已。菜还是要经常换一换的，不然就吃腻了。”
杨红是顺着他那个移情别恋的路子听的，所以很生气，心想，这话真实地反应了你们男人的心理。男人吃一个女人吃腻了，就想着换个口味。女人有什么腻不腻的？女人大概就如被吃的饭，根本不关她胃口的事。你腻，丈夫也是要吃的；你不腻，丈夫还是要吃的。他有问过你腻不腻吗？你想不想吗？
杨红虽然不喜欢那个比喻，但关于中国胃的话还是听进去了的。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有一个中国胃的，天天啃面包喝牛奶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胃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胃，差不多是一个方言中国胃，因为川菜、粤菜什么的，她都不爱吃，就爱吃自己家乡的菜，所以她带了很多家乡食品。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她带的大多是作料、调味品之类，这样份量不重，但用的时间长，可以说是带着家乡菜的精华和味道，其他原材料到时候就地取材。象榨菜、辣酱、酸菜鱼底料等等，带了不计其数。不象是到美国做研究的，倒象是来开餐馆的。
还隔着两、三个人，杨红这一队的那个officer就在向她招手，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杨红一紧张，就一句也听不懂了。她身后有几个人指着前边，大概在告诉她officer在叫她。杨红觉得头脑发晕，为什么叫我上前？他有透视眼，看见我箱子里形状怪异的东西了？她搬着沉重的腿，挪向那个officer，心里头惶惑不安，难道我脸上写着“危险分子”几个字？或者我的表情告诉他我带了违禁品？那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啊，看来是遇到一个业余打工的officer了。
杨红先入为主地想着呆会要怎么告诉officer那只是香菇，英语应该是driedmushroom。但是酸菜鱼底料用英语怎么说呢？她很半天没弄明白officer究竟为什么叫她上前。又被身后的人重复了几遍，杨红才听出officer是请他帮忙，先问她会不会讲中文。
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问题，心里重复过多遍的问答应该是：
doyouspeakenglish?
yes,ido.
虽然这样答，有点欺世盗名的意味，但培训班、磁带什么的，都是这样教的。练多了，也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出来了。
现在被问到doyouspeakchinese?反而不知怎样回答了。doispeakchinese?杨红问自己一句，又顺水推舟一般地回答：yes,ido.
officer听到这一句，很高兴地笑了，沾沾自喜地说，”iknowit.”然后指着桌上一盒东西问杨红：what’sthis?
杨红恍恍惚惚地觉得又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上了，老师指着一些再明白不过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嘴角挂着窃笑，一本正经地问学生what’sthis?what’sthat?操练句型啊？
“what’sthis?”officer又问一遍。
杨红回过神来，认真看了看那个盒子和盒子里盛着的东西。这回可不是中学英语老师惯常指着发问的那些东西了，杨红看了一会，觉得用中文都答不上来。盒子里装的是一些貌似香肠、又胜似香肠的东西。形状象香肠，但颜色泛灰泛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好说：idon’tknow.“thenaskhim，please.”
officer指指站在杨红身边的一个男人。
杨红现在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原来自己的这一场虚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这完全是个扔到人海里没法认出来的那种人，现在能荣幸地引起美国海关重视，也是因为他带的那盒东西。那人现在当然是急得手足无措，满脸冒汗。杨红还没开口，那人就象见到救命恩人一般，冲着她就叽哩呱拉地讲了一通。
杨红一句也听不懂，肯定不是普通话，肯定不是周宁的家乡话，好像连广东话也不是。杨红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中国话，说不定是越南话、柬埔寨话、泰国话什么的，因为那个男人生着一张马来人的脸，眉骨突出，嘴唇外翻，肤色偏黑，应该是那一带的。
“whatdidhesay?”officer问道。”idon’tknow.”杨红说完这句，觉得四周一片安静，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反而灵魂出窍般地想起朱peter说过的笑话。他曾问口语班的人，说如果你只能学三个英语单词，你应该学哪三个词？那些年轻的女孩就娇憨地说要学“iloveyou”,结果朱peter说答错了，你们应该学idon’tknow这三个词。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你能对这个officer说“iloveyou”?杨红又说一遍：idon’tknow.
officer狐疑地看了杨红一眼，又把她的护照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软中带硬地问：areyouchinese?areyoufromchina?
杨红恨不得回敬他一句：那护照上不是写着吗？但自己的英语还没纯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只好简单地回答：yes.
officer仿佛找到了杨红逻辑中的一个大漏洞一般，举起她和那个男人的护照，一字一顿地说：youarechinese,andheischinese.youdon’tunderstandhim?
可能因为他讲得慢，杨红不费力地就听懂了这几句，但她张张嘴，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责怪朱peter百密一疏，口语班里没有讲到这一个场景，所以自己没有操练过这方面的回答。
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杨红差不多要给那个家伙上一堂政治课了，不扯远了，就从中国有56个民族说起，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还有数不清的方言，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说这个从未谋面的汉子，就是我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也是听不懂的。
杨红在心里试图将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然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好说服这个officer，但已经有另两个officer走过来，很客气又很坚决地把她和那个男人带到一间office里去了。
杨红呆坐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看几个officer忙进忙出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要把她怎么样。杨红也很奇怪这个男人带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一种特殊炸弹？这么小一盒，能炸出什么效果来？那么是生物武器？杨红这样一想，就很惊慌了，比那些officer还惊慌，因为那盒子里的东西真的是很可疑。刚才她又离得那么近，这会好像喉头开始发紧了。
杨红想，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就清了清喉咙，又excuseme了几次，sorry了几次，但几个officer都在忙着打电话。最后终於有一个officer打完电话，眉开眼笑地对她说：don’tworry.everythingwillbeok.
杨红见几个officer都静下来等候，知道是自己的救星来了，没来由地就觉得待会出现在门口的会是朱peter，不由得想起他平日里给谁帮个忙，都是嘻皮笑脸地问人：“是不是有点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感觉？”
想必女人报答救命恩人的最高规格就是嫁给救星了，所以美女一定要被英雄救，不然就会嫁得窝心；而英雄一定要救美女，不然就无法消受那个报答。而且这对英雄美女最好都是未婚的英雄美女，不然也是白搭。不过，如果英雄救人的时候先看看是不是美女再决定救不救，那就不是英雄而是色狼了，因为命运也不是只让美女落难的。是英雄，就上去救人，救了不求回报，才是真英雄。
杨红知道自己不算美女，但朱peter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整个人都给她一种滑稽的感觉。他姓了这个“朱”，就有几分滑稽了，哪有英雄姓朱的？再加上他叫个什么peter，也是滑稽多于洋气。大家又故意叫他朱peter，而不是peter或者peterzhu，也是存心要保持他的滑稽形像。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是往滑稽上靠。这样的人如果也算英雄，也只能是搞笑版英雄。
容不得杨红多想，救星就一脚踏进门来了，不是朱peter，而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典型的学生脸，长相没有任何抓得住记忆的地方，杨红的学生中有太多这样的人，分不清他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是杨红最大的头疼。
天降大任于这位救星，大概是因为他也能讲那种杨红不知为何物的语言。救星跟那个生物武器的主人交谈了几句，就转身对几个officer解释了一下。几个officer和那个救星都哈哈笑起来。携带生物武器的汉子也跟着呵呵地笑。杨红没听懂，不知是该跟着笑还是不跟着笑，看几个男人都笑得有点暧昧，就决定不笑。
杨红当然是没事了，当她还在心不在焉地听那个年轻的officer长篇大论的解释时，救命恩人就趁机溜走了，好像完全没有心思认识自己解救的美人，使杨红再一次认识到自己老了。
被这样折腾了一通，杨红对美国的印象坏极了，恨不得马上打道回府。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打道回府，因为朱peter没教，他说他教的东西可以cover你从中国上飞机到你在目的地下飞机这一段。对一路上的各种情景，他都按场景分类，编写成roley，让学生演练过了，但如何在中转机场就打道回府，他并没有教过。
杨红凭直觉认为只要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就能走回海关去，也不多加思索，就反着大多数人的方向走起来。刚走了一会，杨红就看见tracy正推着行李，朝自己这边走来。大概以为杨红是特意去找她的，tracy很感动地抢上来：“哇，你好快啊！一直想跟上你，但我的座位太靠后，等我下了飞机，已经找不到你了。”
杨红看到tracy，简直就象看到亲人一样，委屈地说：“刚才要是你在，就不会出那事了。”
“什么事？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办转机手续，把行李托运了，再找个地方吃东西，边吃边聊。”
杨红忘了自己要打道回府的计划，糊里糊涂地就跟着tracy办了转机手续。两人在一个麦当劳店买了食物，在一个小桌前坐下，杨红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下。
tracy越听越带劲。听完了，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没碰上。我这个人，追新闻把新闻都追怕了，新闻见我就逃。你运气不错，这种百年不遇的事都让你遇到了。我可以把你这件事写篇文章发表。让我来想想怎样写比较轰动，比较能触及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忍不住要跳起来骂娘，只要有人骂，就有人看了。应该提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也要把美国人的孤陋寡闻狠狠抨击一下，或者从美国安检制度造成的风声鹤唳谈起。”
杨红看她兴致如此之高，心情也好多了，就笑着说：“什么烦心的事到了你那里，就变得有趣了。”
tracy也嘻嘻笑着：“没办法，搞新闻的人，就是这种幸灾乐祸的脾气。国家不幸诗家幸，旁人不幸记者幸。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候，诗人可以写出流芳百世的诗。旁人不幸的时候，记者可以采访到轰动新闻。这两类人，唯恐天下不乱，最怕的是平安无事。你别介意啊，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会这样幸灾乐祸的。”
杨红想，如果我对自己的不幸能象记者一样幸灾乐祸了，那我就修炼到家了。她有点疲惫地说：“我不介意，不过我觉得我这次在美国不会很顺，这个头就没开好。美国对我一点都不友好，真恨不得马上就回去。”
tracy正色说：“就是因为对你不友好，才要待在这里出口气，斗争到美国对你友好为止。哎，我觉得你应该告他们，要求一大笔赔偿金。就说这事引发了你的抑郁症什么的。”
杨红摆摆手：“算了算了，我没抑郁症，也不想打官司。再说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
“没把你怎么样？那就是你不懂依靠法律为自己争取权益了。精神上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是难以计量的。当然正因为难以计量，才可以多敲他一些。我告诉你，美国人是很爱打官司的。你该告不告，他不认为你善良，反而认为你不懂法律。听说有个美国妇女，在一家麦当劳店绊倒，摔伤了尾椎骨，就要求那家店陪了成千上万。你知道她为什么摔倒？是她自己的小孩把她绊倒的！”
杨红简直象听天方夜谭一样，张着嘴合不拢：“那怎么能怪店里呢？”
“当然怪店里，因为他们有责任制止小孩在店里打闹的嘛。”
杨红有点不相信地说：“如果真是那样，那说明美国的法律是很看重人的。”
tracy问：“你想不想告他们？说不定你可以拿一大笔钱，或者干脆问他们要个绿卡算了。听说在美国投资一百万，或者办企业招收三十人以上就可以拿绿卡。”
杨红怀疑地问：“你说这事能陪偿一百万？”
“谁知道？所以要试试，不试就永远不知道。”
杨红想了想说：“算了，我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想牵扯到官司里去。再说，朱peter也讲过，说在美国打官司，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证人，我现在到哪里去找证人？那个帮了我忙的人，连谢都没谢他一下。”
“男的女的？长得怎么样？”
“男的，看都没看清楚长相。”
tracy笑笑说：“那肯定不是很帅，要很帅的话，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都看得清。救命恩人是男的，那你是不是象peter说的，很有点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感觉？”
杨红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这把年纪了，还许谁？想许别人都不会要。”
tracy恨铁不成钢地说：“这就是你太没自信了，你很不错呢，有前有后，虽然生过孩子，但一点没变形。你愿意以身相许，是看得起他，他不要是他的损失，那小子损失惨重啊！”开过玩笑，又严肃地说，“看来我应该去追踪一下那个家伙。他知道那人究竟带的是什么东西。嗨，teresa，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你可能是那种newsma，走到哪，都会有新闻跟着。我是newsrepellent，天天想遇到新闻，偏偏遇不到。”
杨红问：“真的，还没问你，你到哪个学校，学什么？”
tracy说：“我去m大，学大传。”“大船？”“就是大众传媒，masmunication.我以后要n，还要到白宫做intern，专写总统风流韵事。”
“总统有风流韵事？”
tracy嘻嘻笑着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等我去了，就会有了。”
tracy好像很能适应新环境，到了哪里都是劲头十足，吃美国麦当劳也吃得津津有味。
杨红问：“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一点不如中国的麦当劳，我现在就在怀念我们那里的叉烧包了。”
tracy耸耸肩说：“可能你是爱国型的，走到哪里，就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带到哪里，象早年出去的那些华人一样。他们是至死不改自己的生活习惯的，反倒在异国他乡造出一个个中国城、唐人街。我是国际主义者，爱的是整个人类，四海为家，入乡随俗。”
杨红发现tracy有点喜欢借题发挥，扯野马，一扯就扯远了，自己有点跟不上。再说她这话听上去有点不爱国，杨红听了很不舒服。爱国这样的事，大家就是私下对自己，也是一口咬定的。你可以不爱某个朝代、某个皇帝、某个政府，但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了，你也真是不可救药了。不过，tracy活得真是滋润，无忧无虑，毫无顾忌，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自己要是能活到这个份上，那真是活出头了。
“真是很羡慕你们七十年代的人，活得这么轻松，不像我们六十年代的人，活得太沉重。”杨红由衷地说。
tracy撇撇嘴：“你只看见强盗吃肉，没看见强盗挨打。我们这一代人，活得比你们艰难。你们那时候多单纯啊，把书读好就行了。找个老公，一谈搞定，男不寻花问柳，女不红杏出墙，安安稳稳过日子，羡慕死了。”
杨红想想自己，就叹口气，说：“那你也是只看见强盗吃肉，没看见强盗挨打。我们哪有你们活得轻松？”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代人累。你那代人最怕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代人最怕跟别人太一样。你只要一路跟风就行，别人穿什么，你穿什么，想都不用想。我们呢？想与众不同，那就得绞尽脑汁了。现在的美女，说是如雨后春笋都还不够气势，简直就如蝗虫一般，一会儿就冒出一大堆。也不知是因为天生丽质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会化妆会打扮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又可以做美容手术，变人工美女。我们要想出个众，吸引几个眼球，比希望工程还难。走在大街上，满眼都是美女，也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人工的多了，就算你是天然的，别人也以为你是人工的。你天天跟这么多美女竞争，不累？”
杨红想了想：“怎么样才算美女？”
tracy说：“你们那时候的人大概只看一张脸，而且只要皮肤白，眼睛大，就认为是美，一白遮三丑嘛。不过现在呢，要脸白很容易，要大眼睛也很容易，所以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三围上去了。波要大，箩要大，腰要细。这些都是遗传的，爹妈给的。你如果不幸没个好遗传，那就倒酶了，要么挨刀，要么死饿，还要天天锻炼。像我吧，老妈胖，老爹瘦，遗传算是一半一半，所以要靠自己盯住自己，一不小心就胖了的。哎，活得累啊，吃颗巧克力都要作半天思想斗争。今天吃了这顿麦当劳，又得减肥好几天了。”
杨红不懂这“波”啊“箩”的，但跟“三围”连在一起，也就估摸出是什么了，一面想着周宁的审美观还挺超前，一边不由自主地打量了一下tracy的“波”，在衬衣下面很气势汹汹的样子。
tracy顺着杨红的眼光看看，笑着说：“在估摸我的罩杯尺码？告诉你，是假的，我戴的是液体奶罩，里面水水的，不光高耸，而且手感不错，虽然骗不了情人，但在公车上被人轻薄一下，还不至於穿帮。”
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替tracy难为情，这种事也讲给人听。而且听口气，在公车上被轻薄还比不上穿帮令她难堪。看来自己和tracy中间隔着不知几个代沟，就象两个世界里来的人。
“竞争对手多，还不是最累的部分，最累的是竞争的对象却都是些残次品，”tracy说得有点忿忿不平起来，“现在的男人哪，质量完全没搞上去，有貌的无才，有才的无貌，才貌双全的花心，不花心的阳萎。你想，我这代人，要跟这么多高质量的女人竞争那么几个低质量的男人，那还不累死？人不累死，心也累死了。“
杨红想了想，说：“不过有些男人，没才没貌也可以花心的。”
“就是，最可恶的就是那些没才没貌还花心的男人。”tracy点点头，“你说他什么都没有，还花个什么？可这世界就是这样，没才没貌的男人，还偏偏花得出去。你们大学里面可能好一点，外面这几年完全是乱七八糟，简直是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切，可以说是比旧社会还旧社会。地下情人，露水姻缘，发廊妹，按摩姐，学生鸡，进口鸡，二奶，小蜜，什么都有，遍地野花。男人时时刻刻都可以花，而且现在是越花越光彩。真个是挡不住的花：道德挡不住他，婚姻挡不住他，只有阳萎挡得住他，现在又有伟哥啦。”
“你说男人为什么要—–花呢？”杨红试探地问。
“谁知道，天性如此，骨子里就这样。前些年，是社会风气不允许，现在真是女的开放，男的搞活，大家都在花，他还不花？中国人是有从众心理的嘛。”
杨红叹口气说：“有时真不明白，几年、十几年的夫妻，什么原因也没有，男的突然就出轨了。”
tracy说：“说没原因，是不对的，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只能说没理由。有时原因太小，太没道理，就显得没原因了。像我采访过的一个女囚，他老公花的原因就很简单，说她床技不好。”
“床技？”
tracy瞪大眼睛：“你别告诉我你不懂床技是什么，就是床上功夫呗。现在的男人对女人要求可高呢，要你进得厨房，出得厅堂，上得大床，缺一不可。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在床上是条死鱼，你老公不骂你？不去找别人？”tracy嘿嘿笑了一会，没得到杨红的回应，止了笑，正色说，“我采访的这个女囚，太老实天真，在床上只知道让老公摆弄，老公嫌她床技不好，想跟她试几个花样，她又不肯，结果老公在外面找了个鸡做情人。老婆发现后，两人吵起来。那老公说其实他也没想过离婚什么的，包养那只鸡是因为老婆床技不好，只好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切磋床技。如果老婆愿意求进步，他可以介绍老婆去跟那鸡学几招。老婆一气之下，用刀砍了老公那个情人，把自己砍进牢里去，判了终生监禁，结果彻底把她老公解放了，老公现在肯定放心大胆地去考察别的女人的床技去了。”
杨红听得心情很沉重，不明白tracy怎么可以眉飞色舞地讲这种故事：“这个女人真可怜。”
“可怜的女人多啦。女人在中国是越来越难活了。有段时间我天天采访女囚，很多是为情所困的女人，有的是因为老公要离婚，有的是因为情人变了心，反正是为了个情字，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你要愿意听，我可以跟你讲十天十夜。报上见到的，只是那些比较轰动的，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下面，不知埋着多少类似故事。现在这种事多了，你想搏个头版头条都不容易。”
“天天写这些，不把自己写得灰心丧气？”
“何止灰心丧气，简直是前途无亮。我就是把自己写得垂头丧气了才想到要出国的。在中国我是找不到好男人了，我上美国来找找，听说中国的精英男人都到美国来了。”
杨红警告说：“这些精英就不花了？”
tracy说：“听说精英们都忙着学习工作，没有多少人有功夫去花，至少不能公费去花，也不会引以为荣。你知道我那时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口语班？”tracy摘下左手上的手链，把手伸到杨红眼前。
杨红看见一道细长的、乌溜溜的伤疤。
“这是我切腕留下的。”tracy说“切腕”的口气就象是在说“洗碗”一样，脸上的表情，又仿佛是在炫耀一枚国家科技进步奖章，“我的男朋友是我们晚报的记者，才貌都不错，就是花。到北京公干一段时间，就花上了一个北京妞，被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了。我打电话问他，他承认了，说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他太寂寞。我就追去北京。吵了，闹了，他还舍不得放开那妞，我就来了这一手。当然也没想过切深，流了一些血，但死不了。”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象搞笑电视剧了，不值一提，他后来跟那妞吹了，又回到我这里。”
“那你还要他？”
“当然不要，这故事好就好在结局，因为我最后把他甩了，终于出了这口气。”tracy说，“我去北京前，就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爱他，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人，有什么可爱的呢？但我要把他赢回来，赢回来再丢掉他，不然我这一生都会在自己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不跟赌气一样？还差点陪上自己的命。”
“我不过是做得过激一点，说得大胆一点罢了。虽然大家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大多数人都是更爱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自尊的。那些为情所困，为爱杀人的女人，有几个是因为没了丈夫生活上就过不下去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工作的人，自己养活自己根本不成问题，但就是咽不下那口气。不愿输给另一个女人，就杀那个女人；耻于被一个男人抛弃，就杀那个男人。杀不杀，只是个怕不怕死，法制观念强不强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威摄，如果杀了人不受惩罚，很多人都会杀人。不过像我这样法制观念强的人，就不杀别人，只杀自己。我杀自己你不能把我投监狱里去吧？”
杨红被tracy这一番杀气腾腾的高论搞得糊里糊涂的，总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什么问题，但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杨红也不敢表示反对意见，因为她已经感觉到tracy是那种生来就抬反杠的人，你越反对，她越执着。可能tracy采访了太多这种事，耳濡目染，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由她去说。
但是tracy没心思再说下去了，她还有别的安排，她要到比佛利山去参观好莱坞明星们的豪宅，去中国剧院门前看那些名演员的脚印手印什么的，还要去一条什么街碰运气，因为那条街上，有许多店铺，都是明星们经常光顾的，说不定就能碰上某个明星，让他在自己手上、乳罩上签个名。
“哇，我喜欢bradpitt，还有nicscage。可惜nic头发都快掉光了。我更喜欢johnnydepp和ondoblooecloony生得那叫一个正！但太老了点。tomcruise嘛，又矮了点。不过能碰上这几个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错的啦。”tracy一口气甩出一大串电影明星的名字，圈的圈，点的点，褒的褒，贬的贬，扒拉来，扒拉去，象盘点自家店铺的存货一样。
杨红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没听说过，她即使看外国电影，也只记得剧中人的名字，不知道演员的名字。她只觉得tracy谈论这些明星时的口气，就象那些明星都排成一条队，老老实实、卑躬屈膝地等着她挑一样。
“那些明星结没结婚？”杨红小心翼翼地问，不想打击了tracy的兴致。
“他们结没结婚干我何事？”tracy笑着说，“只是看看而已。我有‘美男情结’的嘛，只要是美男，我都喜欢看。他要跟我来个一夜情，我也不反对，哪里就想到要他娶我了？看来你还是老观念，看男人之前，就在想他会不会娶你，娶，就看他一眼，不娶，就不看。你跟男人之间，就只能有嫁娶的关系，不能有别的关系？”
杨红说：“也可以有同事关系或者普通朋友关系。”
“那也叫关系？”tracy好奇地问，“嘿，你有没有过情人？想象不出来，你这样的人有了情人会是什么样。”
杨红红着脸，支吾着：“什么算情人？”
tracy笑着说：“看你这个样子，也不会有情人。老老实实一党的干部，一生过得干巴无味，还为自己的干巴无味感到自豪。现在党的干部也蛮花的呢，可能党的女干部要好一点。嗨，你们党的干部出去应酬、腐败的时候，吃完了，男的去花，女的干什么？”
杨红听她说得太离谱，不太高兴地说：“我们出去从来没人花。”
“大学领导花的也不少呢，我就曾经报导过一个，把他弄得，那叫一个臭！可能你们学校好一点。我看你现在到美国了，就别把自己当党的女干部了，找个情人，看看天会不会塌下来。不然你一生当中，只跟一个男人做过爱，那可真亏了，你没有比较，连他做得对不对都不知道。不过，我警告你，不要一上来就谈嫁娶。现在的男人，最怕你要他娶你了，做情人可以，你要他娶你，那肯定把人家吓跑了。”
“我觉得女人应该自珍自爱……”
“你太幽默了！”tracy前仰后合地笑了一通，勉强忍住笑说，“如果不是有点了解你这个人，还以为你在搞笑呢！你这个人很值得采访一下，很有特点，基本是活在你那个空中楼阁里，闭着眼睛不看世界。女人怎么样算自珍自爱？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嫁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一生只爱你一个？一生只娶你一个？哼，我遇到的男人，爱字都是各种时态混着用的，从前爱过别人，现在爱着别人，今后将爱别人。你在那里为他目不斜视，他那里刀都刺到别处去了。”
tracy看看表，抱歉地说：“跟你聊天很好玩，本来还想给你普及一下现代爱情知识，但我现在要瞻仰明星去了。我只有六个多小时，不抓紧就来不及了。你去不去？”
杨红算了一下，她转乘的飞机离起飞还有将近十小时，不去的话，一个人呆在这里，肯定很寂寞，就问：“要花钱的吗？”
“当然要花钱，听说有专门的旅游服务项目，可以随团走，也可以自己租个车去游览。我们现在时间紧，可能要包车，了不起一百来块钱吧。”
杨红在心里一换算，吃了一惊，看个电影明星要那么多钱，比进动物园还贵，就脱口道：“算了，还是你自己去吧，太贵了，我不去了。”
tracy看她那么坚决，知道劝也没用，就悻悻地说：“那我去了。”
等tracy走了，杨红又万分后悔了。不就几个钱吗？壹佰块也就是八百块人民币，在家里不也常常一花好几百吗？现在一个人被扔在这里，要等十个小时，太难熬了。正在她懊丧不已的时候，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心里一喜，便快步追上去。
杨红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妇女。杨红跟她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
杨红又端详了一会，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
“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的人在国外。其实我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他也是学我这个专业的，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里count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
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